百卅武大:大学与国家的自强之路

发布时间:2024-05-18 17:46:46 来源: sp20240518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霍思伊 曹然

  发于2023.11.27总第1118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武汉大学(以下简称武大)被称为“全国最美校园”,不只因为樱花大道。

  从武大珞珈门进校,穿过复建的国立武汉大学牌楼,再从樱花大道向北爬上八十八级台阶,就能到达“龙门千尺、高不可攀”的老图书馆。整个建筑群遵从“轴线对称、主从有序”的中国传统建筑思想,银灰外墙,碧绿琉璃瓦,远挹湖光,近揽山色,这里是武大的最高点。

  回溯近一个世纪,国立武汉大学筹委会成员李四光请来美国建筑师开尔斯为武大选址并设计新校舍,提出建筑要“以宏伟、坚固、适用为原则,不求华美”,这符合武大自晚清学堂传承的精神内核:“经世致用”。

  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搬进了武大的“十八栋”。这是分布于珞珈山东南坡上的英式乡间别墅,是武大知名教授的居所。他后来回忆,小楼背山面湖,有可以远眺风景的月楼,爬一个小坡就到珞珈山顶。“太平时分在这里读书,尤其教书的人,是有福了。”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11月,南京国民政府西迁武汉办公。直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这里成为中国“事实上的临时首都”。郭沫若搬进“十八栋”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搬到郭家隔壁。1938年5月,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搬进珞珈山一区教工宿舍27号楼。珞珈山上高炮环列。

  这不是中国近代风云人物第一次聚首武大。从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此后的方言学堂、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再到国立武汉大学、新中国成立后的武大,1893年以来,武大的发展始终与国家,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大武汉”都市史“同频共振”。而今,在珞珈之山,东湖之滨,这所130岁的老牌名校正面临新的时代机遇与挑战。

  “赤都”的“最高学府”

  武汉大学的前身可追溯到张之洞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1889年,“洋务殿军”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武汉三镇成为清末洋务运动的中心。当时,汉口已开埠近30年,新式工商业发展,急需大批专门商务人才。张之洞取“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教育人才为先”之意,创设“自强学堂”。

  自强学堂设方言(外语)、算学、格致、商务四门,开近代外语教育之先河。最初,这些课程“讲求商务应如何浚利源,畅销土货”。1895年甲午战争后,张之洞开始课程改革,将方言门扩大到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五科。1902年,自强学堂改名方言学堂,增设地理、历史、算术、公法等学科,“学业注重在于外交”“择其品端文优者留学”。

  张之洞意识到,办一所商务学校无法实现救国理想,“自强之道,贵能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若不能多读西书,即无从会通博采”。重视外语、“开眼看世界”成为武大的最初基因,被代代传承。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同盟会成员张继煦指出,辛亥革命主事者多是张之洞“所培植之学生”,革命能在武汉成功,正是因为在张之洞的建设下,武汉“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

  1911年,方言学堂被清政府以“经费困难、校风不端”为由停办。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决定按全国中心城市规划“六大国立高师”,在华中地区以原方言学堂校舍开办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张继煦曾担任校长。1923年,武昌高师改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次年更名为“国立武昌大学”。

  1926年10月,北伐军光复武汉,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随后迁都至此。12月,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将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省立医科大学、省立法科大学、省立文科大学等校合并,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又称“国立第二中山大学”),设文、理、法、商、医、预6科17个系。

  国民政府的高等教育改革方案是:以“一省一校”模式建设全新的综合性大学,革新北洋政府时期的大学培养模式,代表院校是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和中央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对武大而言,这次改革奠定了此后数十年发展的学科基础,也开启了向综合性大学迈进的新历史。

  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的使命还不止于此。那时的武汉是当之无愧的“赤色首都”,需要与之匹配的“最高学府”。大学的筹备委员会囊括了武汉最有影响力的军政要员:邓演达、董必武、戴季陶、顾孟余、章伯钧、李汉俊、周佛海……其中包括3位中共一大代表。

  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有5位曾在武大求学或任职。其中,李汉俊1922年出任武昌高师社会学教授、历史社会学系主任,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唯物史观课程。陈潭秋1919年毕业于武昌高师,毕业旅行时在上海与董必武一见如故,两人后来成为湖北革命运动的组织者。

  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国立武昌中山大学陷入白色恐怖,年底被迫关停,李汉俊等遇难。这段重要历史为武大积淀了深厚的“红色基因”,也确立了武大日后发展的精神内核。

  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时期的教授,囊括了周建人、李四光、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顾颉刚等名家,但当时最引学生注目的,是陈望道、李达、沈雁冰等“红色教授”。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应李汉俊、董必武之邀, 在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在武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任校长。

  大楼、大师和大学理念

  武汉大学第四教学楼对面有一座雕像:地质学家李四光站在一头毛驴前方,举手遮阳远眺,目光落在珞珈山和东湖的山水间。这是1928年发生过的一幕。那时,李四光的眼前只有荒山、村落和乱坟岗。但他难掩兴奋之情,拿出地图绕珞珈山画了一个圈:这就是国立武汉大学的新校址。

  1927年宁汉合流后,武汉不再是首都,但南京国民政府多次设置武汉特别市、汉口特别市,将武汉提升到“直辖市”的地位。随着局势稳定,时任湖北省教育厅长的刘树杞痛感武汉作为政治和经济中心,文化却“瞠乎其后”,提议以原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为基础,重建大学,“在今后的中国,承担起文化中心的责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与刘树杞同为新大学筹备委员会成员的李四光,提出的定位是“中部之学术中心”。

  1928年,时任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正式确定设立“国立武汉大学”,次年5月,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法学家王世杰出任首任校长。他提出创造新武大的五个条件:巨大的新校舍、良好的设备、经费的独立、良好的教授、严整的纪律。排在第一的就是大学建筑。

  今日武大校园的老建筑群基本在这一时期建成,老图书馆两翼是文学院和法学院。这是一对“姐妹楼”,均为绿色琉璃瓦顶的四合院回廊式建筑,在宽阔的中式大屋顶中间开有天井,近看墙体宛如城墙,气势恢宏。

  “大楼”的建设,是为了容纳“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大学”。新武大初设文、法、理、工4个学院,王世杰提出要把学校办成拥有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的万人大学。至1936年,学校发展到五个学院、16个系和2个研究所,是当时中国极少数开展研究生教育的综合性大学之一。

  不到十年,国立武汉大学就已声名在外。1937年,国立武汉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以及国立浙江大学在全国进行统一联考招生,史称“五大名校联考”。20世纪30年代,胡适对一位外国友人说,“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去武昌珞珈山看一看武汉大学便知道了。”

  原武汉大学档案馆馆长涂上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国立武汉大学迅速成功的背后有“三大”:大楼、大师和大学理念。民国时,很多大学校长主张“教授治校”。王世杰也很重视大师,但他同时强调“宁缺毋滥”和“提高教授的待遇”,前者要引进真正有学识的教授,后者使教授不得兼职以集中其精力。

  20世纪30年代的时局,正是武大吸引人才的大好时机。涂上飙说,从外部来看,正逢世界经济大危机,留学海外的中国学子纷纷回国;内部来看,“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危急,北方政治环境恶化,南京国民政府则大力支持长江流域的发展。另一方面,包括中央大学在内,很多大学并不为教师提供宿舍。而武大为了“筑巢引凤”,在珞珈山的东南面修建了条件优越的别墅,以引进有影响力的学者。这就是“十八栋”的缘起。

  “十八栋”的每一户都是假四层楼,抽水马桶、电话、冰柜等一应俱全,单设的水管可以为洗浴间提供热水,教授们可以在此享受最现代化的生活。完成一天的教学科研任务后,教师们在半山南路散步,还有教授双休日喜欢去山上打鹿子和野鸡。

  于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师到了。“十八栋”的住客,有数学家吴维清,物理学家查谦、桂质廷,化学家王星拱,古典文学专家徐天闵、刘永济,作家陈源和凌叔华夫妇,历史学家吴于廑,以及法学家周鲠生等。这些名师为新中国成立后武大几个王牌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学脉基础。

  很多名师来自北大。国立武汉大学的筹委会中,多数人都在蔡元培任校长时期的北大任过教,首任文学院院长陈源曾是北大外文系教授,和王世杰、周鲠生都被视为深受胡适影响的“现代评论”派干将。

  涂上飙指出,国立武汉大学的发展风格,一方面受北大影响,崇尚学术自由、学者为大;另一方面也具有武大特色:重基础和交叉,特别注重外语训练。当时,武大的课程设置是复合型的,鼓励学生跨学科选课,文科生至少要选修一定的理科学分。同时,延续方言学堂的传统,强调外语教育,一些理工科专业学生不仅要学英语,还至少要选修一门第二外语。理学院开的99门课程中,有46门课程采用国外原版教材。“这些特色后来都延续了下来”。

  全面抗战的爆发打破了珞珈山的宁静。1938年2月起,武大师生辗转西迁到四川乐山。虽然经费极缺、条件艰苦,但科研成绩斐然。1936~1949年,武大教师在顶刊《自然》《科学》杂志上共发表学术论文8篇,其中有5篇是在乐山时期完成的。

  1943年5月,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访问武大。他在《川西的科学》一文中写道:“武大图书馆就位于圣人的祠堂内,理学教授们在可遥望西藏山峰的一座宗祠内讨论原子核物理,物理系教授胡乾善已完成了一部论述宇宙射线研究的专著……”他认为,武汉大学学术水平非常之高,甚至可与国立西南联大相媲美。

  李达治校和哲学系的重建

  1958年5月,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到北京出席党的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他把朱传棨喊到前门饭店,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

  朱传棨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的研究生,当时已确定将到武大工作。李达委托他向北大哲学系党委领导转达:武大把哲学系的骨干教师送到北大进修,是为了提高业务水平。对在“反右”运动中表现不好的武大进修教师,希望区别于北大教师对待,“我辛辛苦苦要到一个教师很不容易,戴上‘右派’帽子,怎么让他在课堂上讲课呢?”

  新中国成立后,国立武汉大学更名为武汉大学。1953年2月,李达出任武汉大学校长,他是全国皆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大学”,李达有自己的认识。

  1958年,在“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政策开展一段时间后,李达亲自把在田间地头“大跃进”的哲学系师生带回武大。不久后,朱传棨等青年教师去看望他,没等他们开口,李达就问:“现在你们坐下来看书了吧?”“我说的是思想上真正坐下来没有,劳动一下是可以的,但只是劳动不认真读书,怎么去教书!”他还嘱咐朱传棨要坚持做学术,“一个教师不进行科学研究,就不能很好地提高教学水平”。

  李达认为,大学的“红”与“专”并不矛盾。他说,从革命事业的长远利益出发,“科学上没有长足进步,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不可能”。所以,他要求系主任带头拿出六分之四的时间,向学术方面进军,还“逼”各学科自己动手编写讲义或教材,“否则这个系就不会有自己的特色”。

  李达任校长前不久,武大刚经历了1950~1952年的院系调整。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水利学院及哲学系、外文系英语组等都被调出,又调入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等校文理系科。武大从一所综合性大学变成“文理小综合”大学,设中文、俄文、历史、法律、数学、物理等9个系。

  当时,全国高校的哲学系都被并入北大。武大哲学系创建于武昌高师时期,历史悠久,熊十力、方东美、洪谦、朱光潜等名家都曾在此任教。李达来到武大第一年,就提出要尽快重建哲学系。他亲自去北大、人大聘请刚毕业的研究生或讲师,朱传棨就是其中之一。1956年,经高教部批复,武大哲学系正式恢复,李达亲自兼任系主任达6年之久。

  李达认为,重建不是简单恢复,而是创办一个有自己特色的新的哲学系。他提出“一体两翼” 的学科发展方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体”,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为“两翼”,带动其他学科全面发展。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注重实践的,不是钻象牙塔的哲学。“要把武大哲学系办成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好学风的系。”

  朱传棨认为,武大哲学系能很快恢复重建并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迅速,是因为李达当年引进和培养的人才还在,学脉没有断,也因为后继者一直延续了李达提出的学科特色。“现在,武大哲学系的学术水平仍居于全国前列,不仅学科齐全,而且各学科的研究都有一定深度,学科梯队也传承下来。”

  李达来到武大时,已经63岁,有很严重的胃病。掌校的13年里,他依然完成近百万字的著述,并坚持为哲学系本科生上课。他个性强烈,但平易近人。到20世纪60年代,他只能坐着讲课,“下课之后,他还喜欢和学生们交流,地点就在靠近哲学系办公室的樟树林里。”朱传棨说。

  今天,李达的雕像就坐落在这片安静的林中。晚年时,他曾关切地说:“武汉大学在国家大学中占第几位?我很注意这事。有人说我们是第五位。要努力,迎头赶上,十年赶上先进水平。”

  1963年,李达牵头制订了武汉大学未来十年的科研事业发展规划。三年后的8月24日,李达去世。

  冷门绝学的传承

  1975年,武汉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宗福邦接到通知:为了改变当时“大国家、小字典”的局面,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开展《汉语大字典》编写,他被任命为武大编写组组长。八年之后,在这项工作即将大功告成之际,他又于1983年“临危受命”担任新成立的武大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这位操着粤语口音的青年,28岁就在语言学权威期刊上发表过广州方言研究的论文,文革期间,被下放养猪时,还随身带着古汉语音韵学著作《广韵》。被耽误多年后,他原本计划回归学术,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方言研究,“但领导劝我说,古籍所以编写组成员为骨干,你作为组长来管理最适合。”宗福邦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此后30多年,他投入到“为往圣继绝学”的几代接力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几门罕见的冷门绝学,经过几代人传承,使武大文史在当代仍有广泛影响力。20世纪50年代,武大中文系教师有“五老八中”之说,“耀老”黄焯是“五老”之一,他是近代著名学者黄侃之侄,亦是他的学生。在中国古代传统学术中,文字、音韵、训诂统称“小学”,是所有经学和文史学者“入门”的必由之径。晚清以降,以章太炎、黄侃为代表的“章黄学派”于小学领域贡献最大,而黄侃的弟子黄焯、刘博平等,长期执教于武汉大学。

  黄焯晚年提出了校补《经籍籑诂》的构想。这是清代阮元主编的训诂学巨著,也是许多文史学者常备的工具书。但该书的字义训释仅收录到唐代,错讹又多,且检索不便。黄焯去世后,宗福邦带领古籍所教师们接续了这一构想。

  “《经籍籑诂》不重视唐宋以后汉语发展的新现象,也不重视民间口语资料,而且20世纪欧洲语言学传入中国后,出现了很多和传统语言学不同的观念,我们认为有必要突破《经籍籑诂》的局限,重新系统梳理汉字从先秦至晚清的训释历史演变。”宗福邦解释说。

  武大古籍所将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定名为《故训汇纂》。从樱花大道向东,有一座矩形两层楼房,上面一层是废弃的化学系实验室。这个残留化学药物气味的房间就是《故训汇纂》编写开始的地方。为了收集资料,在电脑尚未普及的年代,古籍所团队耗费6年制成70余万张资料卡片。

  2003年,1300万字的《故训汇纂》正式出版,比宗福邦预想的10年多用了8年。在《故训汇纂》后,古籍所又花费22年出版了它的姊妹篇《古音汇纂》,宗福邦团队跨越三代,一起“坐了数十年的冷板凳”。

  在中国历史学界,武大和唐长孺这个名字密不可分。1944年,他受聘进入四川乐山的国立武汉大学历史系,此后长期执教于武大。从20世纪50年代出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到1994年去世,唐长孺的学术高度几乎达到“独步学林”的地步。陈寅恪给他写信说:“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唐长孺去世后,史学家田余庆与周一良共同写下挽联:“论魏晋隋唐,义宁(陈寅恪)而后,我公当仁称祭酒。”

  唐长孺晚年最为自得的成绩,也是两次“坐冷板凳”。1958年,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华书局开始组织全国知名学者标点、校对二十四史,史称“翠微校史”。这场跨越文革的学术工程,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和古籍整理的一座高峰。唐长孺是“翠微校史”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他主持了“北朝四史”的点校,周期长达十年,是“出力最多,点校最久”的外部学者。直至视力退化,仍由学生读稿,自己口述修改。而按照统一规定,点校本二十四史出版后,唐长孺既不署名,也无稿酬。

  点校本学术成果的体现之一是校勘记。中华书局编审张忱石指出,因为不署名,所以有些学者不将自己点校的学术新发现写进校勘记,而是为以后另写论文做准备。唐长孺却毫无保留,由他亲自撰写或审定的“北朝四史”校勘记,后来启发出诸多学术成果。

  20世纪50年代开始,唐长孺痛感敦煌文书及新疆吐鲁番出土文书难以被学界充分利用,多次向国家提出整理相关出土文献的建议。1975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由他任组长。年过六旬的唐长孺当年就赴新疆考察,因路途颠簸,右眼视网膜脱落,竟致失明。但他仍带领武大历史系师生,逐一整理、识读近万枚文书残片,考证断代。历时16年,十册释文本《吐鲁番出土文书》出齐。

  晚年,唐长孺谦虚地表示,如果自己“有什么微薄成果,恐怕是在古文献整理方面”。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胡德坤曾和唐长孺交往密切,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唐先生告诉我,做学问一是要专攻某一领域,要做深做透,切忌研究面过宽;二是要有研究团队,形成团队优势,才能出大成果。”

  “冷门绝学”能代有传承,其实不易。宗福邦回忆,《故训汇纂》项目启动之初,古籍所获得启动经费3万元,到20世纪80年代逐渐增加至10万,但也远远不够。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末期是最艰难的阶段,“当时其他院系的老师在基本工资之外都有创收,我夫人是武大文学院教授,每年收入要比我高上千元。”宗福邦说。

  更容易让“军心涣散”的是职称问题。评职称主要看个人成果,在权威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出版了几本书,但古籍所所有成员的精力都在集体项目,而且一做就至少是十年起步,在此期间个人研究几乎完全停下。宗福邦曾是武大中文系最年轻的讲师和副教授,但到了1988年,一批同龄人被评为教授,他因材料不够而落选。

  但到20世纪90年代末,职称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学校为古籍所晋升指标单列。另外,对于《故训汇纂》这种大部头著作,武大出台一项特殊政策,只要古籍所项目已纳入出版计划,即使还未出版,也能算作成果。

  “武大校领导的眼光还是比较开阔,这几十年来,如果没有学校提供的特殊支持,古籍所无论如何都活不下来。”宗福邦感慨。

  转型为“多科综合大学”

  改革开放初,武大领导层的定位很清晰:要从院系调整后的“文理小综合”逐步转型为“多科综合大学”。结合传统学科优势,学校初步确定了几个重点发展方向:文史哲、经济、法律、图书情报、计算机、空间物理、生物和病毒学等,覆盖文、理、法、社科等多领域。

  关于学科建设,武大采取“内部挖潜”的办法。1979年8月,武大率先宣布恢复法律系,1980年,法律系同时招本科和研究生。1983年9月成立新闻系。1984年成立国内第一所图书情报学院。与此同时,学校还围绕这些领域的“重点问题”相继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

  武大著名法学家韩德培敏锐意识到,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国际法将在解决涉外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他在1980年组建了中国高校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所。1988年,肖永平考入武大国际私法专业,成为韩德培的研究生,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90年代担任韩德培秘书,现任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年他考入武大时,武大是国内少有的几所拥有国际法专业的大学之一,也是首个拥有国际法研究所的大学。

  “1980年代初,高校要成立一个研究所需要教育部批准,是非常不易的,武大国际法研究所的配置,强调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的综合研究,在国内外都是独一无二的。”肖永平说。

  1981年,韩德培还推动武大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合作组建环境法研究所,这在全亚洲都是首创。20世纪80年代初,多数人还沉浸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没有多少人听说过“环境法”,但韩德培提出,环保问题解决不好,会给经济建设拖后腿。肖永平说,环境法研究所的成立,最能体现韩德培的战略眼光。

  肖永平说,当时学校反对评职称时论资排辈,从来都是大胆提拔。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黄进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国际私法学第一位博士,1988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时只有30岁。武大法学院教师在短短五年内从5人增加到70人,承担了多项重点科研任务。

  “破格”的前提,是学校在政策上给予充分包容。20世纪80年代开始,武大推出了“一切有利于科研的配套政策”,覆盖职称晋升、经费拨款、成果奖励、出国进修、合作研究等“全流程”。1989~1993年,武大三批共破格晋升108位中青年教师为教授、副教授,其中45岁以下教授45名,35岁以下副教授 63名。1993年后则建立了长效机制。

  肖永平1995年被评为副教授,两年后晋升教授,年仅31岁。“和其他东部地区同批恢复法律系的高校相比,武大没有区位优势,但青年人才在这里的成长速度比其他高校更快,这是武大法学的比较优势,也是学科梯队能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肖永平说。

  对于基础学科领域,武大更注重“保护”。1978年后,学校出台专门的政策,对从事基础学科教学、科研的教师采取保护和分配倾斜政策,如每年适当加大经费投入。在此背景下,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学科发展出自己的特色。

  在武汉大学樱花大道尽头,曾经有一座历史悠久的武大标本馆,馆中植物标本馆的创始人就是国立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钟心煊。武大的生物系同样历史悠久。1959年,朱英国填报高考志愿时,连填三个“武汉大学生物系”,他本科毕业后留在武大任教,后来成为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重要先驱。朱英国的“红莲型”与袁隆平“野败型”、日本的“包台型”被国际育种界公认为三大细胞质雄性不育类型。如今,“红莲型”杂交稻已在全国及东南亚等地区推广种植面积累计超过1亿亩。

  到1992年,武大生物学系、病毒学系和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合并为成生命科学学院,下设多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成为武大在新时代重要的基础研究基地。早在1978年,武大病毒学专业就从生物学系分出,成立了当时高校唯一的病毒学系,学科领头人是中国现代病毒学奠基人高尚荫。新冠疫情发生后,武大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蓝柯团队在疫情早期就快速锁定病原,是国内最早鉴定出新型冠状病毒的团队之一,并率先发现气溶胶的存在。

  推动科研改革、学科发展的同时,武大还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推行了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学术假制等一系列改革举措。20世纪80年代初,武大就成为全国首个全面推行学分制的学校。“把最好的教师放到教学第一线”“打造世界一流的本科教育”成为武大的传统。武大还在全国率先提出“创造、创新、创业”教育的新理念,强调培养复合人才。进入新时代,武大又提出建立学生发展特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等。

  在本科生课堂上,6位院士已连续26年同讲一门课。这门课叫测绘学概论,是武大王牌专业测绘学为历届新生开设的基础课,学生称之为“院士课”。今年83岁的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德仁是给本科生上课的院士之一。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院士课”有两个目标:一是“给学生做思想工作”,告诉他们什么是测绘学,主要学哪些课程,学科前景和对国家发展的意义是什么。“根据过去的经验,刚入学的新生不知为何要安排这些专业课,有些学生不好好学,基础就打不牢。”另一方面,院士也会分享一些学科最前沿的应用方向。

  “中部崛起”下的武大

  今年10月,武大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李熙团队发布了一份特殊的分析报告,通过对加沙地带的夜光遥感观测,即“夜晚的灯光在冲突后减少了多少”,来评估战争对当地带来的影响严重性。结果显示,截至2023年10月21日,加沙约80%的建筑物处于停电状态。

  “从技术分析来看,这一轮巴以冲突之前,加沙地带的灯光还是挺多的,但现在几乎除了医疗设施之外,大部分地区都陷入黑暗。”李熙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此前,这位“80”后教授还利用夜光遥感技术研究过叙利亚内战、也门战乱等。

  这是技术与人文的跨界。回到2000年8月,武汉大学与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和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时任武大副校长胡德坤见证了这一过程,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新武大由3所全国重点高校和一所省属重点大学联合,合并进几个实力较强的特色学科:测绘、水利水电和医学。这给武大之后的学科发展带来了一个重要优势:学科之间的交叉。

  “原来的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优势学科是测绘和遥感,合并后,武大再把计算机和空间物理专业整合进去,从测绘到信息技术、空间物理就形成了一个学科群,比单一的测绘学科发展更快。”胡德坤解释,“另一个例子是:武大的艾滋病研究全国知名,因为武大把原有的病毒学、生命科学和并入的临床医学整合到一起,上中下游都全了,这就是综合学科优势。” 

  李德仁在合校前担任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简称“武测”)校长。李德仁说,武测有“三条大鱼”,一条叫导航,一条叫遥感,另一条叫地理信息系统,“三条鱼”间要相互交叉。“我现在要把天上的遥感卫星、导航卫星和通讯卫星组一个网,地上有互联网,天上怎么能没有。”在教育部开展的最新学科评估中,武大的测绘科学与技术继续保持了全国领先的优势。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最新学科目录,第一次将交叉学科门类写进目录,首批新增的6个交叉一级学科,就包括遥感科学与技术。

  胡德坤指出,早在21世纪初,武大就确定了发展交叉学科的思路。2002年9月合校后的第一次学科建设工作大会上,学校正式提出了“大学科建设”理念。不过,2022年发布的《武汉大学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写道:武大学科间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格局尚未完全形成,新的特色生长点突破较慢,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的措施和条件不够完善。个别优势传统学科未能保持住原有优势,学科整体水平与世界一流还存在差距。

  多位受访老师指出,这其中更本质的问题在于,随着武汉这座城市不再保有过去全国领先地位,以及东、中西部经济差距拉大,武大的发展也受到限制。

  这一切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征兆。胡德坤1992年~1997年间担任武大历史系主任,他认为那是“最艰难的时期”:历史系严重青黄不接,两位最重要的老先生吴于廑、唐长孺相继去世,后继者中很多到了退休年龄,青年学者也有流失。当时,学校的应用型学科都在创收,历史系却很难创收。

  胡德坤发现,从2000年起,历史系优秀人才流向东部地区高校的情况继续增多,近十年内更为明显,人员变动使得一个学科很难有一个长期规划,或在某个领域长期领先。

  在世纪之交,曾有“中部塌陷”的说法。截至2003年,中央先后提出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西部大开放和振兴东北战略,“所有政策措施似乎都与武汉擦肩而过,武汉成为政策边缘化城市。”在2004年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时任武汉市长这样说。他认为,武汉的命运其实正是中部地区命运的一个缩影。

  近几年,“中部崛起”被频频提起,武汉也在2014年进入“万亿俱乐部”,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列第三。2022年,武汉市的GDP达到18866.43亿元,时隔两年后重回全国第八,排在它前面的是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苏州和成都。

  2022年12月,中国科学院院士、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张平文南下,被任命为武大校长。张平文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一所大学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思路,和其所在城市高度相关、同频共振。由于区位因素限制,相比东部地区,武汉的发展还有较大差距。在张平文看来,武大现在最缺的是真正高水平的学术领军人才,“要建设更多王牌学科,提升每个学科的‘智力密度’。”

  百卅名校武汉大学,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黄泰岩指出,武大把2023年确定为“学科建设年”,在大力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的同时,学校还刚成立了交叉学科研究院,重点围绕“临床医学+”等有基础、有条件的领域推进交叉,建立以重大挑战问题为导向的学科发展新机制,努力形成新的学科增长点。

  面向未来,武大还计划推动筹建 “中三角双一流大学联盟”,把鄂湘赣三省的“双一流”大学团结到一起,共同研究三省的创新链、产业链和人才链如何有效融合。“武大当下的发展重点是服务于重大国家战略,以及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张平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参考资料:《武汉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周中叶、涂上飙编著)《武汉大学校史新编:1893-2013》(谢红星主编)《李达与武汉大学》(宋镜明)《乐山的回望-武汉大学西迁乐山八十周年纪念文集》(韩进主编)《珞珈风云-武汉大学校园史迹探微》(主编涂上飙)《韩德培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肖永平)《我与武大法律学科建设》(韩德培)《武汉大学测绘学科六十年(1956-2016)》(李建成主编)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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